兢兢業(yè)業(yè)的追求，孜孜不倦的探索——緬懷盧勛先生
作者：羅賢佑（中國社會科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日期：2024-05-29
光陰荏苒，歲月匆匆，不覺之間，著名民族史學家盧勛先生離開我們已有二十年之久了。盧勛先生治學嚴謹，為人正直，處事認真，誨人不倦，生前逝后都令同儕所欽服，為后學所敬仰，其為人為學在界內享有盛譽。
盧勛先生幼失怙恃，后在孤兒院長大成人。他少年立志，自強不息，1958年 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中山大學歷史系。1963年大學畢業(yè)，隨后負笈北上，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開始了他為之奉獻一生的民族研究工作。
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1956年以來大規(guī)模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開展，我國的民族研究工作迎來了一個空前的歷史發(fā)展時期。盧勛先生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開始步入民族研究領域，開啟了其學術生涯。在其40余年的科研實踐中 ，他在中國南方民族史、中國少數(shù)民族經濟形態(tài)、隋唐民族史、中國歷代民族政策及中華民族凝聚力等領域的研究中，成果豐碩，業(yè)績斐然，在學術上建樹頗多。他相繼發(fā)表了《論隋唐對南方民族地區(qū)的政策》、《臺灣史前文化及其先民》、《楚民族與楚國物質文明述論》、《論宋代在黎族地區(qū)的羈縻之治》等數(shù)十篇卓有見地的學術論文。
盧勛先生的學術專業(yè)領域主要是中國南方少數(shù)民族的經濟形態(tài)發(fā)展史，他在這方面的扛鼎之作是《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和《中國南方少數(shù)民族原始農業(yè)形態(tài)》。這三部創(chuàng)新性的專著問世后，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尤為學術界同仁所推崇 ，例如著有《云南考古》的著名學人汪寧生先生就曾當面對他說：我是輕易不夸獎人的，但要對你這三部書表示由衷的贊佩，他們都不愧為開山之作！
《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與李根蟠、黃崇岳合著）一書，運用考古學、民族學和古史資料，對采集經濟、原始農業(yè)、原始畜牧業(yè)、原始手工業(yè)及早期社會分工與交換和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組織的產生與變化等進行了比較深入細致的探討，進而提出了一系列的獨到見解。如以往有一種傳統(tǒng)的觀點，認為東半球種植業(yè)是因畜牧業(yè)發(fā)展需要而產生的，所以狩獵——畜牧-——農業(yè)是三個相互承接的發(fā)展階段。該書以大量資料論證農業(yè)直接起源于采集，它和畜牧業(yè)一樣古老，并指出絕大多數(shù)文明古國，畜牧業(yè)只是作為種植業(yè)的副業(yè)而存在；傳統(tǒng)觀點還認為只有經過“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或畜牧業(yè)要有較大發(fā)展才能產生私有制，書中則指出：不論是畜牧業(yè)或種植業(yè)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漁業(yè)為主的經濟類型都可以構成私有制產生的經濟基礎；過去認為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是“從鐵礦的冶煉開始的”，該書的作者認為這種觀點不帶有普遍性，因為絕大多數(shù)文明古國的形成是在銅器時代。另外，該書對原始社會分期、我國古代國家的形成與發(fā)展等諸多問題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有關專家評述該書時認為：作者將考古學、民族學和文獻資料科學地、系統(tǒng)地有機結合起來，對我國原始社會的經濟生活進行了深入探討，做到既有繼承，更有創(chuàng)新，使人耳目一新。
《中國南方少數(shù)民族原始農業(yè)形態(tài)》（與李根蟠合著）是根據實地調查寫成的極富學術價值的專著，被公認為正是因該書的問世，從而填補了運用民族學資料對農史研究的一項空白。該書對我國保留原始農業(yè)成分各民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和深入的分析，對原始農業(yè)的起源、生產技術和各種交換關系的遞變、土地如何從公有到私有、以及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如何向階級社會過渡等重大理論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見解。例如傳統(tǒng)觀點認為：早期農業(yè)起源于河流兩岸和低洼沼澤地。該書認為：早期農業(yè)起源于山地則更具有普遍性，它與刀耕火種農業(yè)的特點又有著密切的關系；又如，過去流行一種觀點，認為農村公社是從公有制向私有制、從原始共產制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必由之道。作者認為：農村公社不過是從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一種形式，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會形成農村公社。家族公社或農村公社都可以直接過渡到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這是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兩種并行不悖的途徑或方式；同時，作者還對土地從公有制向私有制轉變的途徑和標志提出了論據充足、見解獨到的看法。該書出版后引起中外相關學者的關注和推崇，書中豐富的調查材料和確鑿有據的觀點廣泛被學術界所采用。
《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與李根蟠合著）一書，以其開闊的視野、豐富翔實的史料，思路縝密的論述，從農業(yè)（包括“作物的馴化、引種、育種及有關生產技術”和“農田水利與土地利用”等內容）、畜牧業(yè)和手工業(yè)等三方面，全面揭示了我國各民族在各自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下，對中華文明做出的獨特貢獻，對少數(shù)民族在我國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做出了客觀的評價。有關專家在評述該書時說：“以往研究民族史都是從通史入手，且都偏重于上層建筑，該書從物質文化入手可以說是空前之舉，為民族史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贝_實如此，此書突破了傳統(tǒng)的治史框架，為新時期民族史學的研究擴展了一條新的途徑，為我們全面研究、認識我國包括少數(shù)民族在內的多民族物質文化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
盧勛先生不僅是一位學養(yǎng)深厚、著述甚豐的學者，而且在學科建設等方面也貢獻突出，厥功甚偉。他曾長期擔任民族所歷史室主任，在此任上，他可謂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組織者和學術帶頭人。他總能站在學科發(fā)展的前沿與國家與社會需要的高度，不斷研究和開拓新的課題。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他先后主持了一批國家、院、所的重點科研項目，如《中國歷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國少數(shù)民族革命史》、《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fā)展》、《中國歷代民族史》（八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中國少數(shù)民族分布與遷徙圖》及《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大辭典》等。此外，還參與了《黎族簡史》以及《辭海—民族史分冊》、《中國民族史人物辭典》等工具書的編寫工作。這些項目完成并出版問世后，均產生良好積極的社會效應，分別獲得了國家、院、所的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
在以上諸多科研項目中，盧勛先生參與主持的“八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fā)展》，出版之后引起較大社會反響，曾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其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得到充分的肯定，從而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此書從地理環(huán)境、經濟交流、文化互融、民族遷徙與雜居、民族政策的完善、主體民族的歷史作用、大一統(tǒng)思想及共同抵御外敵侵略等方面面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fā)展的諸種因素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論述、解析與總結。此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立足于翔實的史實，立論有據可依。具體方法是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在搜集、掌握和分析、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礎上，詳細論證斑斕璀璨的中華文明是多民族相互交融而共同鑄造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國各民族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整體性得以存在和發(fā)展的關鍵，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關于此書的書評刊載于《光明日報》、《民族研究》等報刊與媒體，反映出學界的推崇以至社會各界對此書的關注與重視。
盧勛先生參與主持的另一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歷代民族史》（八卷本），是我國第一部以斷代形式撰寫的民族通史，內容系統(tǒng)而充實，問世后頗受好評，也獲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二等獎。其中，《隋唐民族史》，是由盧勛教授和其他兩位學者合著，他負責撰寫了“隋唐時期南方和西南地區(qū)諸族”、“南詔國”等章節(jié)。盧勛教授獨具史識，據實成書，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去論述歷史，將紛繁的民族支系、復雜的歷史事件，敘述得脈絡清楚，條理分明。他在充分運用引證文獻記載的基礎上，盡量運用文物考古材料，同時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包容豐厚，博采眾長，在此基礎上，清晰地勾勒出隋、唐兩代南方、西南方民族歷史發(fā)展的脈絡。
中國老一輩學人素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他們不慕名，不求利，心無旁騖 ，執(zhí)著向學，盧勛先生的為人和治學，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xiàn)。他視學術如生命，數(shù)十年如一日，安貧樂道，孜孜矻矻,在科研領域認認真真地治學，勤勤懇懇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他治學謹嚴，學風端肅，其學術著作以方法縝密、邏輯嚴明、富于歷史質感和講究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見長。許多和盧勛先生一道從事集體項目的合作者，對他那種認真到近似苛求的一絲不茍的嚴謹治學態(tài)度都深為感佩，至今難以忘懷。
盧勛先生在治學過程中，不僅非常注重對歷史文獻的系統(tǒng)整理與挖掘，為了獲取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還極為注重實地調查研究，力求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發(fā)揚“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精神，足跡遍及云南、貴州、四川、海南等省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偏遠山區(qū)。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他和李根蟠先生結伴而行，深入不毛，背著野外煮飯的行軍鍋，不畏險途，數(shù)次翻越高黎貢山的皚皚雪峰，沿著波濤洶涌的怒江上溯，踏進人跡罕至的獨龍江地區(qū)，對怒族、傈僳族及獨龍族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調查，不但獲取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并且對我國南方山地少數(shù)民族的社會與歷史特點有了直觀的感受與理解，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得出許多與眾不同的獨到結論。之后，在1993年和2001年，盧勛先生又與其他同事一道，赴貴州省臺江縣與海南省白沙縣分別進行苗族、黎族現(xiàn)狀與發(fā)展調查。這兩次調查活動都長達兩月以上，他不顧年事已高，跋山涉水，走村串戶，深入基層了解情況和收集資料。在實地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完成了《臺江縣-苗族卷》和《白沙縣-黎族卷》這兩部資料豐富翔實的專著。在盧勛先生諸多的社會工作中，他傾注心血最多的是中國民族史學會的工作。他曾長期擔任該學會的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除了編輯會刊、籌措經費、準備歷年民政部年檢等繁雜的事務外，從1988年至2001年，他親自參與籌劃、組織召開了中國民族史學會的9次學術研討會。這些研討會，每次都圍繞著一個重大或熱點的前沿學術問題而展開，為全國各地民族史學工作者的交流互動搭建了一個理想的平臺，為推動民族史學的繁榮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盧勛先生不僅是一位造詣深湛的專家學者，還是一位誨人不倦，為獎掖提攜后輩而不遺余力的恂恂長者。對每一個新進入研究室、初涉專業(yè)工作的年輕人，他都會主動關心指導，幫著選定專業(yè)研究方向，擬定切實可行的研究計劃。研究室里的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員，每當醞釀準備某一個新的研究選題時，從問題的提出、研究的基本思路到具體的資料搜集與組織，盧勛先生都會給予悉心的指導、幫助、鼓勵乃至中肯的建議。所以，我們可以說，研究室里陸續(xù)成長起來，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學者，多與盧先生的獎掖、誘導及助力不無關系。盧勛先生除了十分關注民族史學科發(fā)展的整體規(guī)劃和科研后備人才的成長與培養(yǎng)外，作為一名資深的研究生導師，同樣堪為師表。十余年來，他培養(yǎng)了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陶鑄功深，桃李滿園。在對研究生的指導與教學中，他首先要求學生須熟讀深研馬、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等經典著作，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產的理論去觀察與分析問題；要求學生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既尊重經典著作的權威結論而又不迷信權威，而是注重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根據新的材料，客觀科學地分析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規(guī)律，做到既有繼承，又有創(chuàng)新；要求學生務實求真，不求虛名，定要打好扎實的基本功，養(yǎng)成嚴謹?shù)膶W風和平實的文風；他一貫強調詳盡占有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指出倘若沒有可靠的史料為依據，歷史研究就成為無源之水、無米之炊。在平日的教學活動中，他對待學生平易可親，多采用相互討論的形式，注重師生間的相互啟發(fā)與互動，著力營造一種教學相長的氛圍；在專業(yè)培訓的同時，也從思想品德、日常生活等方面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得每個學生都獲益良多。他從不做長篇的道德說教，他曾說：做學問，可以言傳；做人，只能身教。在其言傳身教之下，他的門墻弟子們學有專長，后來在各自領域均有所建樹，成長為學術領軍人物。薪盡火傳，綿延不絕；斯人已逝，遺風長存。盧勛先生嚴謹務實的學風、鍥而不舍的治學精神，將永遠為后人繼承與發(fā)揚。
盧勛先生視學術為生命，盡管已入暮年，但他仍懷伏櫪之志，費盡心血為科研。在其去世的前幾年，他主要參與主持了社科院重大科研項目《中國歷代邊政通論》的編寫工作。課題組成立后，從主旨的確立、思路的形成、史料的搜集、內容的界分、框架的組建以及提綱的草擬等等，他都是勤思苦研，精心擘畫，同課題組成員反復砥礪、研討，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天有不測風云，正當寫作提綱經過反復討論確定下來，正準備動筆之際，他本人卻積勞成疾，被病魔突然襲來，而且襲來的是可怕的不治之癥！然而，即使身患絕癥，身困病室，他仍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肯舍棄尚未完成的工作，在其生命的最后時光，他時時關注的仍是課題的進展情況。在他的病榻前，我們聽的最多的就是：“你們課題組，要多碰頭，多討論，爭取早些將主要章節(jié)寫出來”“你負責的課題部分進展到什么程度了？”“整個課題今年能不能結項？”
然而天不假年，盧勛先生還是走了，他帶著無限的遺憾走了——他走的前半年，經常會重復這樣一句話：“如再給我兩年的時間，我就能把邊政課題做完！”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兩年之后，課題組的同仁們終于完成了他的遺愿，這項課題順利結項。
在盧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際，我們隆重集會，追思他，緬懷他，告慰他。幽明殊途，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得知盧勛先生是否“九泉有知”，是否會聽到我們今天對他說的一句句深情的話語，但我們卻可以肯定：盧勛先生是無愧于自己一生的，他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一直頑強執(zhí)著地走下去，他所熱愛的民族學研究事業(yè)，成為他生活的動力和人生的終極目標。世事變幻，他沒有放棄；命運多舛，他沒有動搖。盧勛先生的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做人準則和精神財富；他將一個大寫的“人”字，銘刻在世間，啟迪著后人，鑄進了歷史。